村里部分拆迁后建成的安置房。（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图）

人到齐后，酒席就开始了，普通的家用四人方形饭桌上肩并肩地挤下了九个人，其中多半都年过半百，是儿时玩伴们的父亲。不会喝酒的我一声不吭地夹在中间，看着他们倒酒、劝酒，带有基础病的人们还聊起自己如何多年不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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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没人喜欢喝酒，却都要喝，这种看似矛盾的事情在人情社会里却显得合理，只不过合得是所谓人情的道理。2023年新年刚过，我就在自家参加了这样一场没有预期的新年聚会。之所以说没有预期，是因为一来聚会不是我发起的，二来主题只说是喝酒闲聊，三来我从未在过年参加过类似的聚会。实际上，我因为疫情两年没有回家，在村里的存在感不强，过去十年间，基本只逢过年偶尔回一次乡，村里各种婚丧嫁娶等公共生活基本上都缺席了。

我难得回村也成了这次新年聚会活动的主要理由，趁着我回来的空，村前任小组长发出倡议，建议父亲组织一个喝酒聊天的聚会。我既不会喝酒，也不爱人多的聚会，父亲来询问意见时，我首先便问及聚会的原因。得知是许久不见为了闲聊，以及“都是一个队的，没有拒绝的理由”，我同意了参与这次聚会。

队是生产队的简称，源于人民公社时期，从196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初的近二十年时间里，都是中国农村治理架构中最末梢的一层。而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村民自治中村委会的出现，生产队也改设为村民小组。但二十年的生活经历足以给人留下难以抹去的时代印记，父辈一代仍习惯“生产队”“队长”等叫法，很少有人称呼“村民小组”或者“村民小组长”。

倡议此次新年聚会的前队长从1997年开始，在我所在的M组当了近二十年的队长，直到最近一次换届才离任。现队长也在九人之内，参与了这次新年闲聊活动。M组是中原大地溱洧流域的一个普通村庄，全组有近三百口人，土地很少，近年来人均每年从集体土地上获取的收益只有几百元。前队长在酒席上说，自己还保留着1997年以来的小组账本，“一直尽最大努力为小组办点好事，不求利，不求名，只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怕别人来找麻烦。”

北方的冬夜四下都刮着冷风，我家楼下那层没住人，连窗户都没有安，因而脚底灌满了穿堂的冷风。但酒桌上大家都扯高了嗓门，灰色的烟草雾弥漫整个房间，屋里倒是没有往日那么冷。

在我的印象里，酒桌上不会喝酒、劝酒而且话还少的人往往没有话语权，从头到尾只要竖着耳朵专心吃饭就好了，有人提问就答一下。不过这种经验在这次聚会里失效了。众人喝酒博弈进行到大概半个小时的时候，前队长突然将话题转向我，说起一段陈年旧事，将原本闲散的聊天内容聚焦到了小组的拆迁安置房上，而这成了他多年以来的一大烦恼。

事情要追溯到大约十年前，紧邻公路和B镇行政中心的M组在道路扩建工程中面临部分拆迁，需要建设安置房。但前期几栋房子的结构大致建成时，村民们陆续发现房子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待所有房子结构都大致成形时，质量问题依然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全部房子框架立起来之后，施工单位就停工了，楼宇内部的小工程、路面硬化等后续大量建设工作都没有人管。

2015年，还是在校学生的我以居民个人身份向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了解这个项目的相关情况。但还没等到回信，我的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以及申请信息公开的材料已经离奇地在村、镇负责人以及一些村民之间流传开了。镇负责人要前队长代我签字撤回申请，前队长联系我传达了镇领导的意思，但交流后没有执行。后来，父母一知半解地听闻此事，以为我闯了大祸还被抓了现行，本着不惹事的态度来电劝说，让我不要管这种事，还告知“领导们说要跨省找我”。

因我拒不签字，半个月后，村委会主任发来短信告知，他已赶在截止日期前代我签字撤回了申请。此事后经行政复议，到了市级城乡建设部门，但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答案，算是不了了之。后来我继续了解安置房项目的相关情况，不过知道更多后对改变现状也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只不过增加了我对农村公共生活复杂性的认识。

一番回忆之后，酒已经喝完一瓶了，除了我一滴没喝之外，在座的不论想不想喝，多少都喝了点。时隔七八年之后，前队长借着酒劲面对面的重新讲述，又给我补充了当年我所不知道的一些侧面。比如，为了解决安置房存在的问题，镇领导难为地当着他的面哭了至少三次，还把村委会主任一顿骂。而面对村委会管理的安置房建设项目，他直言村民小组在中间太窝囊，明明是小组村民自己要花钱盖房，但在房子建设中却没有话语权，即便发现前两栋在建楼房出现了“水泥用手一抓就酥了”这样的明显质量问题，向镇领导反映了此事，却无法叫停施工方。

而数年后，当年的村主任已因其他违法行为被判刑去职，曾说要解决安置房问题的镇领导和继任者也都已调走，解决问题的方式变成了“踢皮球”。前队长虽也离任，但毕竟是小组村民，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有能力离开，但毕竟根在这里。在其他村民不时的责骂声中，小组的安置房问题始终是他心头的一大烦恼。

听到前队长提起大家目前居住的安置房，座位上的其他人多已情绪激动，议论纷纷，各种对房子的意见从多个方位传到我的耳中，一时间使我精神恍惚。在新年聚会进行到半个多小时之后，闲聊几乎一瞬间变成了主题研讨会，讨论的正是M组三百口人多年以来公共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恍然重新意识到，全组村民已入住的拆迁安置房其实是一个“烂尾楼”和“豆腐渣工程”，无法篡改的证据就保留在楼体本身，以及四周紧邻的草野之间，而我在多年时间的沉淀下，却已经逐渐忘记了这些。

面对一群年龄比我大很多的乡亲向我重复地讲述自己的心声，我不禁问出了一个曾经颇为困惑的问题：多年前我关心村民集体安置房的事情，引起村镇多级领导联合反感以及各路亲戚集体反对，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究竟是对是错，是好事还是坏事？前队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说当然是做了好事，使村镇一些人不敢轻易欺负组里。

在人情社会，得罪人的事情，大家轻易都是不愿意做的。人情有时候是黏合剂，可以弥合法理所不能触及的裂痕，取得惊人的信任和合作效果。但在另一面，当法理和规范不能良好运转时，人情也可能是一剂毒药，麻痹人实事求是、理性思考的判断力。

2023年这场特别的新年聚会，我虽然始终没喝一滴酒，但本来一向在公共场合倡导禁烟，还是听从了“破例忍一忍”的建议，被迫吸了近三个小时的浓郁二手烟。酒席进行两个小时，前队长嘴里开始没有逻辑地重复着那些烦恼，众人都听出来他已经醉了，在一片哄堂大笑中结束了聚会，离席而去。推门送人的路上，我站在安置小区沉寂的楼宇间，感觉北方冬夜十点的风吹得好冷。

南方周末记者 王江涛